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頒布20年后的首次變臉能否成為網購新時代消費者的維權武器和“保護傘”呢？毋容置疑，歷經4年起草，多次修改的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，確實有諸多進步，結合中國消費方式、消費結構和消費理念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，重點從明確個人信息保護、完善“三包”規定、加大對欺詐行為的懲罰力度三方面對法律作出了修改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針對電子商務等新交易形式，新《消法》賦予了消費者非現場購物“后悔權”，沖動網購后不滿意可在7天內退貨。同時，還規定買汽車、電腦、冰箱等耐用商品出現問題，由經營者舉證“自證清白”，消協可以進行公益訴訟，欺詐消費的懲罰性賠償額度擬由原來的雙倍提升到3倍等。

應該說，這些變化都體現了《消法》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上的進步，但在市場不成熟、社會誠信體系非常脆弱、消費者處于劣勢的今天，《消法》修改所邁出的這一小步是遠遠不夠的。我們一直以來堅持一個觀點，要想企業尊重消費者，尊重市場，僅靠道德是不夠的，一定要有強大的法律，讓其在高昂的違法成本面前，不敢甚至是不想違法。作為直接調整消費者和企業關系的法律，《消法》毫無疑問要承擔起這樣的任務，遺憾的是本次修改不僅設置了懲罰性賠償的上限，而且從上一稿的10倍降到了3倍。

2010年豐田車“召回事件”，中美消費者的不同待遇，不少消費者還記憶猶新，可為什么時至今日包括豐田在內的許多日系車廠，還敢“歧視”其最大的市場呢？一個關鍵原因就是，美國的產品責任法有著嚴厲的懲罰性賠償規定，而我們的消法如同隔靴搔癢，甚至很多時候為“保護”企業，監管部門不惜犧牲消費者利益。早在1978年，美國法庭就曾因為福特汽車隱瞞缺陷，導致事故致一名13歲小孩嚴重燒傷，對其作出1.2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判決，同樣是汽車質量問題，即使有今年央視“3·15晚會”的曝光，國內消費者至今還在艱難維權。

如果說，我們懲罰性賠償不是規定在兩倍、三倍，而是上不封頂，一次違法被罰不是八千一萬，而是千萬甚至是上億，還有多少企業敢冒險呢？消法修訂草案雖然將懲罰性賠償由兩倍上升到3倍，可這樣的修改有意義嗎?從賠200元變成賠300元，財大氣粗的企業會怕嗎?過低的賠償只會導致不法行為泛濫，讓不法商家逃避監管，給“有錢人”提供一種致他人損害的權利，最終卻要整個社會來承擔損失，三鹿奶粉等公共事件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。因此，要平衡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關系，賦予弱勢的一方更強勢的法律地位，這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，權責相符，懲罰性賠償應由案件性質和社會傷害決定，而不是人為設限。

修改消法，另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是——集體訴訟。雖然，修改草案賦予了消協公益訴訟的地位，但無數的案例告訴我們，很多時候消協在消費糾紛中并不是消費者利益的代表，更多是充當中間人角色。一根筷子很容易被折斷，但一把筷子卻很難被折斷，集體訴訟不應該成為消協的專有權，只要是利益相關人都可以提起集體訴訟，讓消費者不再孤獨，倒逼消協真正成為消費者利益的代言人，或者這樣消費者才有更多與企業博弈的資本。

只有大幅提高懲罰性賠償標準，把執法權由公權力的政府部門更多地轉移到消費者手中，消費者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“上帝”。